晚清著名学者赵烈文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两人常促膝长谈天下大势。在一次深入交谈中，赵烈文曾发表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言论：\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这番言论似乎印证了许多后世史家对清朝开国历程的评价——清朝入主中原的过程显得异常顺利。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简单吗？清朝的崛起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还是如某些观点所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让我们暂且搁置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皇太极建立清朝，以及明末名将李成梁、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故事，单从清军入关这一关键节点说起。

　　当李自成的大顺军横扫中原之际，雄心勃勃的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致信李自成，提议双方联手瓜分明朝江山。然而这封密信送达西北大顺军将领手中时，李自成已率主力向北京进发。因此，多尔衮企图联合李自成共灭明朝的计划，李自成本人竟毫不知情。1644年3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宣告灭亡。消息传到沈阳，多尔衮勃然大怒，他绝不甘心看着明朝这块肥肉被李自成独吞。

　　多尔衮当即决定出兵，计划绕道蒙古，越过长城，直逼北京地区，意图从李自成手中分一杯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多尔衮和满清贵族们仅仅想获取最大利益，根本未曾预料到能够一统天下。就在行军途中，多尔衮意外地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信使，这位明朝边关大将请求清军协助夹击李自成。作为一代枭雄，多尔衮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立即改变原定行军路线，全军疾驰向山海关进发。

　　在山海关，多尔衮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迫使原本只想\借兵\的吴三桂彻底归降。更关键的是，当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激战正酣时，多尔衮派出八旗精锐从侧翼发动突袭，一举击溃了当时所向披靡的大顺军主力。取得这场决定性胜利后，多尔衮乘胜追击，李自成仓皇退回北京，自觉难以固守，只得率领残部经山西撤回其起兵之地——西安。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中，李自成和张献忠堪称最具韧性的两位。他们在明朝官军多年围剿下，即便身边仅剩十余人，也能奇迹般脱险，不久后便重整旗鼓，继续攻城略地。经过多年征战，这两位起义领袖几乎消灭了明朝在关内的所有主力部队，也耗尽了明朝国库的最后积蓄。至于左良玉的残余部队，那不过是朱仙镇惨败后，通过招降纳叛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号称\八十万\大军，实则军纪涣散，有时连左良玉本人都难以控制。而江北四镇的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李自成的手下败将，他们不敢与李自成正面交锋，只能南逃避战。

　　正是李自成和张献忠耗尽了明朝的财力、物力和军力，导致大明王朝最终崩溃。当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汉族军队中最精锐的大顺军和大西军理应承担起抵抗外族入侵的重任。然而，这两支大军的领袖却在反清斗争初期相继离奇死亡。更令人唏嘘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并非穷途末路而死，他们身后都留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大顺军东西两路合计达数十万之众；大西军虽仅有十万兵力，但其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后来都成为抗清名将。历史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李自成和张献忠似乎只是为清朝入主中原扫清了障碍，完成任务后便退出历史舞台，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与清朝。

　　明朝灭亡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不得人心。当多尔衮承诺保护明朝官绅集团既得利益后，原明朝大臣们纷纷倒向清朝。这些降臣被清廷委以重任后，感激涕零，争相为新主出谋划策，积极协助清朝统一天下。实际上，在占领山海关和河北地区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贵族已经心满意足，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征服整个中国。但明朝降臣们熟悉各地情况，为在新朝建功立业，他们主动请缨前往各地招抚。

　　多尔衮半信半疑地委派这些降臣担任各地巡抚等要职，结果收效惊人。通常一个清朝文官到任后，便利用昔日同窗、同乡、同僚等关系网络，很快就能招抚整个地区。明朝武将的表现更为\出色\，丝毫不逊于文官集团。明末将领平日拥兵自重，祸害地方甚于盗匪，而当清军一到，他们不是望风而逃，就是立即投降，几乎不作任何抵抗。最令人震惊的是左良玉之子左梦庚，清军南下时，他竟率领二十万大军集体投降。南明江北四镇的武将中，除黄得功战死外，高杰部在其部将和妻子邢氏带领下投降，刘泽清、刘良佐也都不战而降。这几支军队就是网上常说的南明弘光朝廷号称的\百万大军\。这些降将很快调转枪口，为清军充当先锋，各地抗清力量，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

　　南明重臣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等人，虽享有忠义之名，却缺乏力挽狂澜的实际才能。史可法虽备受后人推崇，但其军事才能明显不足。在拥立福王问题上犹豫不决，错失良机，最终不仅自己被排挤出弘光朝廷，还导致江北四镇军阀以拥立之功凌驾于朝廷之上。他天真地主张\借虏平寇\，希望清军消灭李自成后，南明能通过割地纳款实现南北分治。为此，史可法拒绝乘清军力量未及迅速占领河南、山东的明智建议，唯恐\激怒\清方，错失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作为督师重臣，他对武将毫无约束力，一味迁就纵容，助长了军阀气焰。最终清军南下，军阀纷纷投降，只留下史可法独守扬州，壮烈殉国。

　　何腾蛟身为南明湖广总督，本是一介文臣，却搜罗明朝残余军队，效仿明末军阀作派：拥兵自重，盘剥百姓。南明隆武帝胆识过人，本可有所作为，却受制于福建军阀郑芝龙。因隆武帝与何腾蛟有旧交，且对其有知遇之恩，便要求何派兵接应自己到江西建立领导核心。何腾蛟担心隆武帝到来影响自己权力，阳奉阴违，表面派兵迎接，暗中却命令将领不要真接隆武帝苦等援兵不至，最终遭遇清军而遇害。永历朝廷建立后，何腾蛟仍任湖广督师。清军一到，其部一触即溃，丢失湖南。1648年抗清形势好转时，何腾蛟因私心作祟，先偷袭友军陈友龙，又强令即将攻下长沙的忠贞营转战江西，导致战局逆转。最终何腾蛟亲自上阵，却因指挥无方，在湘潭被清军俘杀。

　　瞿式耜能力虽强于史可法、何腾蛟，曾两次击退清军守住桂林，却深陷党争，包庇何腾蛟等人虚报战功的行为。当孔有德率清军攻入桂林时，明军纷纷溃逃。心灰意冷的瞿式耜认为逃走后也无前途，决定坐等清军来杀，以求青史留名。面对孔有德多次劝降，他一心求死，最终被杀。纵观这些南明重臣的作为，实在难以看出南明有复兴的希望。

　　南明自建立之初就陷入激烈党争。弘光朝廷延续了明末阉党与东林党、复社的争斗；隆武政权则是福建军阀郑芝龙兄弟与黄道周等正直大臣的对立；永历朝廷前期表现为拥立永历帝的大臣与反正将领李成栋的权力斗争；后期更为复杂，先是南明正统大臣与孙可望的冲突——孙可望手段残酷，动辄对政敌剥皮楦草，吓得大臣们只能暗中挑拨李定国、刘文秀与孙可望的关系。孙可望野心膨胀欲自立为帝，与李定国、刘文秀矛盾激化，最终爆发大规模内讧。孙可望失败后竟投降清军。此后李定国为巩固权位，又猜忌排挤刘文秀，致其愤懑而终。南明的力量就这样在内耗中逐渐消磨殆尽。若南明能够团结一致，以清军当时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

　　南明永历朝廷时期曾有几次大好机会，都因将领骄傲轻敌而惨败。在保宁之战中，刘文秀、白文选横扫四川，清军龟缩保宁城准备逃往汉中。刘文秀因连胜而骄傲，不等白文选部队会合就分散兵力围城，被吴三桂抓住破绽突袭得手。此败使清军在大西南获得战略支点。新会之战中，李定国第二次攻广东，虽郑成功未如约出兵，但李定国单独围困新会，城中几乎断粮。就在即将破城时，李定国轻信清军诈降，停止进攻，使守军获得喘息。清援军赶到后内外夹击，李定国精锐损失大半，再也无力进攻广东。最令人扼腕的是郑成功进攻南京之役。在张煌言配合下，郑军沿长江作战，连克瓜洲、镇江，江南义师纷纷响应。此时郑成功应陆路奔袭南京，却决定继续走水路，还在镇江阅兵，半月后才抵南京，又游览山水、祭拜明孝陵，贻误战机。清廷急调援军，而郑成功竟以为南京守军会不战而降，仅作象征性包围。待清援军赶到，郑军大败，退出长江，甚至未通知张煌言部撤退，几乎害死这位抗清名将。南明将领的骄傲自大，使多少反清复明的良机付诸东流。

　　尽管清朝得到了诸多\天助\，但深入分析可见：满清作为新兴少数民族政权，尚未被汉族官僚的腐朽生活完全侵蚀，统治集团整体保持强烈进取心。多尔衮大权在握，政令军令畅通无阻。清廷大量招降明朝文武官员，实行\以汉制汉\策略成效显著。1644至1664年二十年间，看似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实则大多是两个阵营汉族士兵相互厮杀，满清八旗仅在关键战役出手。清朝胜在内部团结、凝聚力强、令行禁止、政令统一。除剃发令外，其政策相当得当，尤其在招抚明朝官绅方面成效显著。

　　南明延续了明朝党争传统，内耗不止；重臣大多目光短浅，利欲熏心，大敌当前仍争权夺利。这是一个极端腐朽的政权，其灭亡实属必然。若非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激起汉族反抗，若非大西军联明抗清，南明可能更早覆亡。仅靠那些腐朽官僚，根本不可能坚持抗清近二十年。

　　清朝入主中原、一统天下，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历史进程。说其复杂，是因为其间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和戏剧性转折；说其简单，是因为两种政权本质的优劣对比决定了最终结局。清朝得天下并非轻而易举，入关后历经二十年征战才最终征服全国。清朝的统一，既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更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政权取代了一个腐朽没落的旧王朝，这或许就是赵烈文所言\夺取天下太过机巧\背后的历史真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